乔文文化

    中华商人宽厚存心，大气磅礴；他们贾儒合一，长袖善舞；他们货通南北，利获东西；他们大柔大刚，趋义避财；他们审时度势，以变求存；他们甚至一度左右中国经济，影响社会发展，历经几百年而不衰；他们称雄中国工商界，有的至今仍雄风犹存…… 他们就是明清的中国十大商帮。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到底有何神通，能够呼风唤雨，取得了富可敌国的财富？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仁、德、礼、义”等，是儒家文化核心的思想本源。商人们把中国的儒家文化和自己的实际经营活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总结出了富有智慧的商帮文化，这成为他密不可宣的经营法宝。
    他们“诚信真善、义利并举”，崇尚“诚信之德”、“真善为本”、“以德治商”等富含儒韵的商道思想，并在他们的经商实践中，具体贯彻在了各个方面。“义利并举”突破了儒家“重农抑商”思想的桎梏，将经商以逐利为先的本质与儒学理念结合起来，形成了“经商济世”的商道思想，成为许多高境界商人的处世哲理。
    “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而不同”等经营思想，是儒家中庸之道的和谐观念在我国商帮文化中的具体反映，也是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及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儒家思想，在封建商业领域中的文化延伸。正是这些经商理念，对维护当时极度缺乏法制支持的封建商业经营秩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商人之间相互实现各自经济利益的基础保障和传统商帮文化的核心思想。
    和：万事和为贵
    在封建半封建时代，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网络，是地方性商帮增强内聚力和外拓力的有效实现途径。各商帮一般很少相互排挤，而是主张同行互助，共同成长。惟有这样，才能以势取利，形成形势，而要形成形势，就必须得先有一批高速发展的同行，这种商业思想与“产业要有规模”如出一辙。其中，最能突出商帮互帮互助的就是同乡会馆。
　　明清时期，徽州会馆遍布大半个中国，不仅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汉口、广州等城市无一遗漏，即便在偏僻小镇也能遍及。晋商的同乡会馆及其活动网络，在数量上和地域广度上也不逊于徽商，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就至少有40多处。此外，由于秦晋毗邻，秦商与晋商往往联手合作开拓市场，各地还有许多秦晋或山陕会馆。
　　商会网络作为支点，既为坐商和行商服务，也为外出同乡提供食宿方便，有利于商帮势力的巩固和扩张。另一方面，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的优势，在现实中，同乡会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
　　两淮盐总鲍有恒就充分利用宗族优势，在资金投向方面，经常召开宗族会议，以便决策将资金投向何处。他们的竞争策略是族人乡党从事同一行业，凭借雄厚的资本，采取一致行动，降低典利，挤垮本薄利高的异帮商人。
　　义：义内求财 利从义生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商帮则恪守“以利取义、利从义生”的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仁中取义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在国家利益和自己利益之间，他们选择国家利益；在宗族情谊和商铺利润之间，他们选择的是情谊。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中大乱，上至王公贵戚、豪门望族，下至商贾走卒，都纷纷仓皇出逃。这些人有的随身细软都来不及收拾，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几张存折。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也损失惨重，连账簿也被八国联军给烧了。没有了账簿，就不知道什么人在票号存过银子，存了多少银子。但是，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却认为，国难当头，人们性命难保的情况下，自己的损失要靠后。于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两的折子，不论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即兑现。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危难之时采取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正是这种“义”，使得北京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仅普通老百姓将储蓄放心地存入票号，而且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从而使日升昌票号开始掌管国资的流动。
　　信：守信不欺　诚信经营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诚信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对于这点，十大商帮各有千秋：晋商“守信不欺”；徽商“信义为先”；鲁商“敦厚质朴”；龙游商帮“亦贾亦儒”；洞庭商帮“精而不奸”。宋、明理学所倡导的诚信经营，已成为当时企业文化的主流和商人创业的基石。
　　清代胡开文墨业的第二代传人胡余德，因诚信经营，留下许多佳话。胡余德精心研制出一种可在水中久浸而不易溶化的墨品，购者甚众。一次，有顾客购得此墨品，不慎，墨品却落入了水中，等捞起来后发现，墨品已溶化。胡余德得知此事后，不仅立即停售这批未按规定制成的墨，还将已出售之墨均以高价收回，并予以销毁。此举，胡开文墨店损失不小，但却保住了信誉，赢得了顾客的广泛信任。正是由于徽商重视“诚信”的经商原则，才能博得顾客长久的信赖，最终为商业的发展谋得了更大的商机。
　　徽商在经营中，不仅对熟识的族人亲友以诚相待，即便是对其他宗族的经商者，依然诚信不欺，守信不渝。清朝婺源商人詹谷在崇明替人经营一家店肆，后来，店主年老回徽州老家养病，不久病死。当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峰烟四起，交通阻梗，战乱平息后，店主之子来到崇明店中，詹谷立即将规模扩大的店业如数交给他，自己却分文不取。从中可见詹氏一诺千金，守信不渝的道德风范。
　　在多年的经商中，各商帮还形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在合伙经营中保证商业信誉，才能给彼此带来商机；相互信守承诺、齐心协力维护商业信誉，才能达到共赢和多赢，共创事业，共同发展。可见，诚实守信作为人品、人格、人道和人伦，是中国优秀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市场规则的准绳，是企业成功的正道。
　　仁：以德为首　善待员工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离不开具体执行的人。员工是否忠诚效力，对商业能否发展壮大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成功的商人大多善待员工。
　　徽商对待属下员工子弟，宽厚仁慈，甚至当属下伙计做出不利自身商业发展的行为时，大多数徽商不是采取责罚打骂甚至驱逐的惩治措施，而是以诚挚宽厚之心教导、对待他们，这无疑促使属下员工为其更加尽心效力。所以，徽商不仅能以诚意之心择人、用人，而且在待人方面，也是诚心诚意、宽厚仁慈，这都博得了属下员工的尊敬和信任。面对激烈的商业竞争，徽商这种用人为信的态度，必然促使商业组织内部形成一种合力，从而使徽商在激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同样，晋商善待员工也是出了名的，晋商从不因其身份卑微，而对其进行欺压，相反，他们不仅让这些员工能吃抱、穿暖，更重要的是能尊重其人格，而且工资也较为丰厚，逢年过节还有赏赐，对年老的佣人则养起来，愿意回家的则每年发给退休金，员工即使小有过失，也不会恶语相伤，更不会打骂虐待，对有贡献的员工，甚至配备相应的股份。为此，员工对主人无不尽心尽力，恪尽职守，呈现了“家和万事兴”，为晋商商号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智：变幻莫测　谋略天下
　　《鬼谷子》中说：“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为此，经商者要掌握各种物产的季节、产地、价格、数量及运输路程与方式；要了解与物产有关的气候变化、收成是丰年或灾年等知识；要密切注视市场变化行情，预测商品的多寡贵贱。另外，商人是否能随天时、机遇、季节、时机变化而变化；随市场而变化；随时随地而变化；战略上是否与时俱进；产品是否及时地更新换代等，都关系到生意的成败。凡是业务范围较大、经营得法的大商人，大多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道光、咸丰年间，大盛魁的总号经理王廷相在一段时期内，大量地购存白、蓝绸缎。号内伙计都认为是冷背货，怕造成巨大的积压，表示反对囤积这些货物。而他却力排众议，坚持要这样做。不久，皇帝驾崩，全国上下争相抢购白、蓝绸缎，举丧戴孝，因此，白、蓝绸缎脱销。此时，大盛魁借机高价抛出这批库存货物，赚得了丰厚的利润。
　　地利：利通四方　八面来财
　　凡商帮崛起的地方，几乎都是生存艰难的地方，但他们善于利用地理环境，化不利为有利。
　　徽州虽然土地贫瘠，一年所产的粮食，只能养活全境十分之一的人口，可是，物产却相当丰富。徽州境内盛产竹木、茶，还有备受世人喜爱的文房四宝，被人称誉“绝无仅有”的漆器等物产。与此同时，徽州境内水陆便捷，“上接闽广，下接苏杭”，丰富的物产加上便利的水陆，为徽商的崛起，奠定了深厚的基石。
　　明朝时，山东“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极端悬殊，仅从土地取食，根本保证不了最基本的生存。但是，山东地利优越，是东南和中部各省进入北京的必经之地；境内河运交通发达，大运河流经境内，运河沿岸的济宁、晖县、临清等都是著名的码头，“商贾辏集，货物骈填”，十分的繁华热闹；数千里海岸线，既可北上到天津、大连、营口，又能南下到达上海、南京；从山东启航，还可远航海外，到达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山东商人正是充分利用地利优势，赚取了第一桶金。
　　广东也是经商的风水宝地，面朝大海，背靠赣湘，航运发达，物产丰饶，资源的输出输入都很方便。
　　总之，“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人心为质”的商业道德，注重市场信息、灵活应变、出奇制胜的智慧手段，这些中华古老商帮总结出来的经营方法，帮助商人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古老商帮已经逝去，但是，他们经营的精髓理念，被后人保留了下来，熠熠生辉，仍然指导着今天人们的经商活动，这是古人给我们的丰富精神宝藏，值得我们永远地学习研究。